正安民谣：有女不嫁包家坡，包家坡是个穷窝窝。

　　包家坡，正安县安场镇自强村。

　　以胶，村里没有学校，孩子们只能在一座旧寺庙里上课。

　　因为穷，因为不重视教育，包家坡又名“强盗窝”。

　　现在，你走进自强村，村口立着一块大大的“自强不息”石碑，是遵义市委书记王晓光亲笔题写。

　　春晖广场，春晖书卷，春晖雕塑，宽敞的水泥硬化路穿村而过，一个个木瓜园初具雏形，一户户农家小院整洁干净，村在绿中，人在景中，整个村庄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

　　村里最惹眼的一处风景，就是学校。

　　这是一个小康村，这是一个状元村，村里源源不断考出大学生、研究生。这是一个贵州省公安厅表彰的先进治保村。

　　这都得益于一个从自强村走出去的人，郑传楼。

　　郑传楼，正安县安场镇自强村人。

　　1988年春节，时任贵州省农业厅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的郑传楼，回到家乡，万缕乡愁涌上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在全村3000多父老乡亲的热切期盼下，郑传楼毅然担当了没有一分钱报酬的自强村“名誉村长”。

　　从此，他情系故土，奔波于贵阳和自强村之间。

　　星期五下班后，他乘火车到遵义，在老乡家住一宿。星期六坐早班车到正安县城，转乘汽车到安场镇上，再坐摩托车或步行到自强村里。晚上召集大家开会，商议村发展规划。星期天早上帮村民解决些实际问题或困惑，早饭后回遵义。星期一凌晨，坐火车回到贵阳家里，洗漱一下，赶去单位上班。周一到周五，为了自强村的事，他在贵阳满城跑。

　　这是郑传楼的一周行程。

　　郑传楼找到了自强村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不通路，没有水，穷教育。

　　郑传楼为自强村制定了发展的“十年规划”。

　　修公路，开山门。他请来技术员进行实地勘测，修路、造桥需要20万元。郑传楼四处奔波，争取到12万元。在节省开支的前提下，经过3年苦战，乡亲投入4.5万个劳动力，修出长7公里、宽6米的乡村公路和一座长33米、高18米、宽4.5米的“虎跳桥”。

　　告别水荒。村里马鬃岭上有个“熊洞”，每逢大雨，洞中就会喷涌泉水。郑传楼想：何不将洞中水引到村子里，引水出山，解决水荒。可村里百姓传说洞中有妖，不能随意乱动。在村民犹豫不决时，郑传楼用绳子拴在自己腰间，吊下悬崖，到洞中探水。探明了水源，郑传楼带领乡亲们干了18个月，在10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凿出180米隧道，修通2.5公里引水渠，将水源引进了自强村。又动员乡亲们户均集资60元，挖水池埋水管，把自来水引进各家各户。从此全村人畜饮水无忧，上千亩干旱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全村每年增收稻谷25万斤。

　　生态立村。郑传楼还以自己学到的农业知识，帮助自强村实现了农一渔一果，林一牧一果一体化的生态农业模式，家家建起沼气池，封山育林3000多亩。

　　自强村没有校舍，孩子们只能在一座旧寺庙里上课。1986年发大水把寺庙冲毁，孩子们没地方上课了。1994年，郑传楼多方奔走，四处求援，在得到航空工业总公司职工捐赠13万元、省教育厅支持10万元以及国家教委、省民委以及社会各界支持70多万元的教学设备后，帮助村里建成了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向阳民族希望学校，解决了附近8个村儿童入学问题。

　　郑传楼报答家乡的生动实践，感动着乡亲。

　　2004年，受郑传楼“名誉村长”模式的启发，共青团贵州省委在全省启动了“春晖行动”。

　　“春晖行动”之名，受唐代诗人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感人意境的启发。旨在通过“亲情、乡情、友情”的纽带作用和“血缘、地缘、业缘”的社会网络功能，以“志愿、公益、互动”为原则，凝聚离乡在外的成功人士和社会贤达之力，反哺故乡，回报桑梓。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批示：“春晖行动是新时期共青团组织用新的社会动员方式服务党政工作大局、参与新农村建设、促进扶贫开发的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2006年“春晖行动”被评为全国首届社会公益示范工程“十佳示范项目奖”。

　　五更归梦二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春晖行动”既不同于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和完全市场取向的扶贫模式，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捐赠行为，它开辟了扶贫第三空间。传统扶贫模式中，权力和资本很容易与开发行动主导者的自身利益结合，产生制度上的“漏斗效应”，使得贫困人群难以真正摆脱被边缘化的境地。而“春晖行动”开辟政府和市场之间扶贫开发模式的第三空间，以情感认同为纽带，借鉴参与式扶贫的模式，整合区域社会资本，推进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进程。“春晖行动”因高度情感认同和地缘认同，弥补了贫困地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

　　植根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春晖行动”，有利于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春晖行动”通过“春晖使者”的示范、说服教育、移风易俗等努力，促进城乡资源互动，改善贫困社区的人文环境。“春晖使者”的回馈行动，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情感沃土中，一旦这种内源性的回馈行动被激发，就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其他外来推动因素不可比拟的，具有形成长效机制的文化基础。

　　“春晖行动”的发源地正安，经过多年努力，探索出了“一核心三结合”的春晖“正安模式”，使“春晖行动”上升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行为。

　　一核心，就是以“春晖行动”为核心。三结合，就是“春晖行动”与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与“精神高地的构筑”相结合。

　　正安让“春晖行动”利用情感的杠杆和传统文化的支撑力调动了大量的民间资源和社会力量，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格局，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经验，使“人人可为”的活动转化为“人人皆为”的现实，许多人自觉参与到新农村建设的正安叙事里。春晖行动使正安人形成了认同感、归属感，进而产生对家乡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正是这一文化认同，团结了所有正安人。春晖行动感召游子重回乡土，看似简单的村落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质帮扶，已超过了活动本身的价值，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做个春晖使者，弘扬社会公益精神，培养和凝聚更多的春晖使者力量，为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营造一个人人自觉履行社会公益责任的氛围，使愿意提供帮助的人能够了却心愿，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扶困助贫的队伍，使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正安，“春晖行动”从爱心慈善、志愿支教、农村扶贫、公益行动等社会认同，已经走向春晖“文化力”巨变，形成巨大的文化张力，这种力量激荡起的文化波澜，推动了“春晖”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让新时期的“春晖行动”由一种行动上升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同饮芙蓉江水长大，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是正安人，你精神的上游，永远是芙蓉江。这种“一核心三结合”的模式，使“春晖行动”在正安完成了其从个体行为到群体行为、从分散行为到集中行为、从无序行为到有序行为、从隐性行为到显性行为、从感性行为到理性行为、从自发行为到组织行为，从精英行为到大众行为的转变。凝聚了广大农民重振乡村的精神，增强了农民的自豪感，重树了农民的文化信仰，促进了乡村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成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让春晖行动上升到了春晖文化，构筑起了正安人的精神高地。